會說話的電影

  我總認為好的作品，不限於文字、樂響還是影視，都應該是有話要說的。有話要說，且能完好有效率地傳遞、甚或與觀者對話的。可有些時候，一些電影、藝術品，也許是我未達那個年紀、那個境界。我覺得除了美麗以外，似乎缺了一張能說話的嘴。
  譬如說Kieślowski九一年那部《兩生花》，緩慢、遊蕩而鉅細靡遺。每隻鏡頭美輪美奐，麗質的女角Irène Jacob，讓人看得窒息。可一度又一度被迷幻美好的細節洗滌，人卻是耽溺於極度沈悶之中。看著看著總以為那緩慢、幾乎滯留的鏡頭想說些什麼。可惜那只不過如旋轉不停的裙襬，揚起塵埃卻無意義。《兩生花》要探尋的是什麼呢？世上另一個相連而不相識的孿生體，顏色和影子這麼恰當，卻揉合不出一段語句。若說比較近代的例子，Richard Ayoade的The Double，我倒覺得通達得多了。這也許是Art House和獨立電影之間的差距。

  許是我的惰性，總等著作者告訴我，自己不願使腦筋。

  話說Richard Ayoade作品裡採的風格，更接近Orson Welles在《審判》裡想做的。一個更黯更幽閉的Wes Anderson。過去我常好奇Wes Anderson那種圖畫書粉飾有趣，狂於對稱、平面的構圖究竟是哪裡來的？總不可能就他一個幹過吧？整世紀電影史。後來在一則與Wes僱用掌鏡師Rob Yeoman的訪談中得知，Bertolucci的經典作Il Conformista（《遵奉者》）啟蒙了他。

  好吧，那年代，總有我難以理解的角色、動機、情節。Il Conformista不例外。這片是攝影藝術的奇蹟，每個鏡頭皆奇蹟。如此暢動的鏡頭，平穩的對稱中，男角Clerici對世界的懼怕、膽怯，卻聰明地隱藏到樸實無華的畫面裡了。電影的每一刻，我未為任何一個角色感到特別同情、或譴責。即使他們做錯了，即使他們正確。似乎，法西斯主義統治下的義大利，已毋有道德正義對錯。每個狹縫求存者，Clerici一樣的人，他們不過順著世界變換，拚命追尋正常人生，卻將自己逼向無奈。

  我特鍾意一幕當Clerici來到其師者的書房，他關上一扇窗，從黑暗中走出來，站到光面。此時看得見的只有隱約光鑲起二人身廓。Clerici複誦一段柏拉圖地穴寓言，接著將一隻手舉過頭頂。光把他的影子投在門牆上。單是這一幕，好多好多話一次說清了。Clerici的模糊、膽怯、搖晃不定的立場，光與影卻那麽堅實移換。一場畫面，看見的，就是電影想說的。